2.存在“重开发轻保护”的错误思维。

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问题。2017年，中办、国办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。长期以来，当地一些领导干部没有认真贯彻绿色发展理念，违规审批、延续和变更祁连山区域内的探矿采矿权，甚至违法进行水电项目开发，导致保护区生态破坏严重。调查发现，多名时任省、市领导“重发展、轻保护”，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不作为、乱作为。最终，包括3名副省级干部在内的几十名领导干部被严肃问责。这起案例警示我们，以牺牲绿水青山换取一时“金山银山”的政绩，是对子孙后代的严重不负责任。

贵州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案。潘志立在主政独山县期间，为了快速做出“显绩”，不顾当地财政承受能力，盲目举债上马“天下第一水司楼”“大学城”等一批规模宏大的“地标性”项目。这些项目既不符合当地实际，也缺乏产业支撑，最终导致该县债务风险急剧攀升，留下巨额“烂摊子”。其急功近利、好大喜功的行为，不仅透支了地方未来的发展潜力，更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。2020年，潘志立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。

阳江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赵才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。赵才勇违背组织原则，在干部职工录用方面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，弄虚作假骗取讲师资格；廉洁底线失守，违规向从事公务的人员赠送礼金，明知亲属不实际工作获取薪酬而未予纠正。因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，赵才勇受到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处分，收缴其违纪所得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，所涉财物一并移送。

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奎勒河镇，多名干部换届后，对前任留下的拖欠商户饭费的问题置之不理。当地商户徐瑞梅的饭店被镇政府、村委会、学校等单位拖欠 20 余万元饭费，历经十多年、数任领导，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，法院判决胜诉后也难以执行，这笔血汗钱拖垮了商户两代人，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。此外，部分地方还存在 “新官不理旧账” 的现象，前任制定的符合当地实际、利于长远发展的规划，后任为了 “另起炉灶” 搞自己的政绩，随意搁置、推翻，导致工作断档、资源浪费。

天津市工信委原党组书记、主任李朝兴案。天津市工信委原党组书记、主任李朝兴在任期间，秉持 “多干多错、少干少错” 的躺平心态，对国家数据中心建设这一重大合作项目不作为、慢作为。项目协议签署后，下属单位先后 4 次呈报请示推进工作，均未得到其批复，导致项目在 3 年多时间里毫无实质性进展，错失了当地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，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，李朝兴也因此受到免职处理。

贵州三都县：重 “大项目” 轻 “脱贫小民生”，深度贫困县深陷形象工程泥潭。贵州三都县原县委书记梁嘉庚秉持 “小民生无政绩” 错误观念，重形象工程、轻脱贫攻坚，大肆建设高楼、广场等面子项目，挤压民生投入，导致深度贫困县脱贫滞后，留下巨额债务，最终被严肃查处。

把单项亮点当作整体政绩，只重看点不重全面，极易造成工作失衡、群众不满。河南息县曾将主干道人居环境整治这一单一领域成效，等同于全县农村环境整体政绩。当地对公路沿线村庄高标准打造、刷白墙面、清理杂物，打造 “可视范围内” 的亮眼盆景，却对村内背街小巷、偏远村组的脏乱差问题视而不见、敷衍应付，搞虚假整治。该问题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作为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典型案例通报曝光，多名相关干部被严肃追责问责。

割裂产业链、浪费资源、削弱整体竞争力。长江中游城市群（湘鄂赣）曾深陷此弊：三省均将汽车、石化、装备制造列为支柱产业，各自规划、重复布局、恶性竞争，既未形成互补分工，也未打造跨区域产业集群，导致资源分散、产能过剩、整体竞争力不强，被中央多次点名批评区域协同不足。

江西新余 “1・24” 佳乐苑火灾事故中存在不愿主动担当补位，遇事推诿、责任悬空的现象。江西新余 “1・24” 佳乐苑火灾事故中，属地住建、消防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均存在监管缺位，对建筑违规改造、消防隐患等问题视而不见，无一家主动补位排查、联合整治，最终酿成 39 人死亡的特别重大事故，多名领导干部被严肃问责。

本质是沉迷过往、拒绝变革，被路径依赖与既得利益束缚，最终错失机遇、走向衰落。胶片巨头柯达 1975 年就研发出全球首台数码相机，却因领导层固守胶片业务的巨大利润，刻意雪藏技术、抵制转型，坚信 “胶片永不淘汰”。当数码浪潮席卷全球，其胶片帝国迅速崩塌，从行业霸主沦为破产清算，成为因循守旧的经典反面教材。

12.搞“一阵风”式创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