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大党章：把组织纪律放到突出位置

文/    访问量：759   发布时间：2021-06-28

四大党章在第一章“党员”中就基层党组织权责作出两点修改:1.调整接收新党员的审批权限，由三大党章规定的经地方委员会审查并报上级组织一区委员会批准，改为只由地方委员会审查批准即可，既简化了发展党员的审批程序，也减少了报批层级。2.调整党员自请出党的审批手续，由三大党章规定的“经过区之决定”改为“经过地方之决定”，进一步将该项审批权下放一级，这也是组织纪律动态发展的一个例证。

四大党章取消了三大党章关于候补党员有选举权的规定，而且不允许候补党员在党内行使表决权。

为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，四大党章对第二章“组织”作出了重要的修订，将原第五条规定的基层单位“小组”改为“支部”，并在第六条、第十二条等相关条款中明确了一系列适应性纪律规范。如:规定凡有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，每支部应公推书记一人或者推三人组织干事会，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，不满三人的，设一名通信员，属于附近的地方或直属于中央。2.支部人数过多时，应根据情况划分党小组。3.各支部每星期须由支部书记至少召集开会一次。已分小组之支部，至少每月举行一次支部全体会议。

四大党章第十条规定：“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，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，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。”这就把三大党章规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首次改为总书记，将各级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改称书记。特别是对总书记的党内称谓作为种政治惯例延续至今，显示出党章中的纪律和规矩所具有的稳定性和生命力。

四大党章调整了党代会代表的基数，针对大革命中党员人数有所增加的实际情况，在党章层面做出回应和调整。

四大党章增加的唯一一条内容，就是在“纪律”专章中的第二十六条规定:“凡党员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。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。”在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之下，中共党员跨地区活动渐多，设置“离开许可+前往报到”的组织程序，既有利于党组织掌握党员工作情况，有利于地方党部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灵活调配党员，同时也对党员提出了组织纪律方面更高的要求。

1926年8月4日,中共中央发出《中央扩大会议通告—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》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反腐败专门文件。

大革命风起云涌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中，工人组织的内部监督管理趋于从严从紧。如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各种有关规章条例，基本囊括了贪污受贿舞弊的各种表现形式。如1925年11月公布的《会审处办案条例》列举了必须惩处的27种罪行，其中三分之一与贪污舞弊有关。凡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，有侵吞公款、截留财物、盗卖公物证券、克扣工人粮食等行为者,一经查实,即以贪污受贿罪论处。与贪污舞弊有关的受贿纵逃罪犯都要受到制裁。情节较轻者，或给予处分，包括申斥、记过、记大过、取消名籍、解散该级机构等:情节严重者，给予重处，句括没收财产、罚金、拘留5到10天、监禁10天到1年、死刑等。

四大之后，党的组织建设重心发生了向支部下移的重大变化。1926年5月15日，中央组织部发表《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》，指出要把支部建成“党的教育和宣传的学校”“党在群众中的核心”“发展党的工具”“党在群众中的耳目手足”“党的生活中心”“党的战斗的武器”和“党的上级监督党员工作的机关”。该《计划》将支部建设分为8个问题54条作出解释规定，是党史上首个支部规范性文件。

党内定期报告既是自上而下检查工作、加强监督的长效机制，也是自下而上表达诉求、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措施。1926年《中央通告第七十七号-各级党组织必须按时按要求向中央做工作报告》，规定报告内容大致分为三类：一是政治报告，各级书记负责，每周一次；二是部门专项报告，由下属各部、委领导人及党团书记负责，每月一次；三是不定期报告，由应负责者或上级指定应报告者负责。

四大通过的《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决议案》指出:“过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上有多少错误，如技术上组织的欠缺及执行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的迟延，虽然是一方面由于客观情形所致，但是大会不能不认为是一种遗憾;所以第四次大会应嘱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意组织的指导。”这可以说是党代会作为党内监督最高机构，对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“最高级别”组织监督的明文意见。此外，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，先由相关起草委员会草拟提案，再在大会时组织各种审查草案委员会承担后续工作，也是一种强化党内民主监督的“规定动作”。

四大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央组织部对地方组织部业务上的指导关系，实际上也是一种党内监督责任。四大以后，党的工作部门的监督渐有起色。特别是正式成立党的宣传部和组织部后，进一步加强了党内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监督。

1925年10月，中国共产党第四届执行委员会二次扩大会议通过《组织问题议决案》，这是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制度化成果，为中央巡视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。

国民革命军公布了《党代表条例》，规定“党代表为军队中党部之指导人”，在部队“灌输国民革命之精神，提高战斗力，巩固纪律”，使军队逐步变为实现“理想的先锋”。军、师、团、营、连各级都有党代表(营、连亦称政治指导员)，军、师两级设政治部，团有政治宣传委员会，基层支部设在连上。党代表制度既是军事制度，也是政治制度;党代表从事军队政治工作，也可视情监督军纪。

1925年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构——中共广东区委监委诞生。

对宣传工作和宣传纪律的监督审查，历来是党内监督执纪的一项重要任务。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，宣传、教育和监督是分不开的。党内宣传教育发挥着重要的组织监督作用，综合反映了政治纪律、宣传纪律等执行情况。

四大后，党内执纪监督的案例频有所见，显示出从严治党管党的早期实践进入新的阶段。1925年1月，沈定一出席了中共四大。5月，他又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，附和戴季陶提出的所谓纯粹的三民主义，公开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宗旨，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。1926 年1月，中共太原地委酌情开除了四五名不合格的工人党员，撤销了制革工人党支部(晋绥军粮服局革制科党支部)，使党组织进一步纯洁和富有战斗力。6月至10月间，中共太原地委多次进行组织整顿，先后开除了30多名不合格的党员，并撤销私立太原进山中学党支部。开除党员和撤销支部作为“顶格”处分措施，彰显了违纪必究、执纪必严的政治本色。

“清洗”混入党内的“贪官污吏化的分子”，纠正错误行为和党内不良倾向被提上日程。1926年12月2日，在《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—江西政府组织问题与国民党工作等》中，中共中央局强调“对于以上严重的错误倾向必须急速纠正，这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，当立即限期命今他辞职，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。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，亦须严重警告，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”。这一处置安排既强调党内“急速纠正”，又提出“登报公开开除”，带有“内外夹攻”之效。

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中，参照党内监督执纪的理念要求，罢工委员会实施了全面严格的监督管理。罢工委员会利用机关报《工人之路》(特刊)对所属机构进行舆论监督，揭发贪污舞弊不良行为。舆论监督营造了有贪必肃的强大声势，为防范工人运动中的不廉洁风险提供有力支持。有利于以群众监督“倒逼”党员干部自律，有利于加强党的自我监督。